浅析连城鲁土司对永登地区藏传佛教传播的贡献
罗发峻 甘肃省兰州市
【摘要】 甘肃河湟地区为汉、藏、蒙等多民族交汇的重要之地,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复杂性在此地得到了集中体现,其中尤以藏传佛教信仰及传播最为兴盛。鲁土司家族是西北地区权势较大的一个集军事、司法、宗教于一体的地方特殊政权,鲁土司统治永登及周边地区长大560多年,对当地的政治、文化、宗教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鲁土司政权驻地的连城镇现为国家历史文化名镇。笔者认为鲁土司在藏传佛教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从三个方面加以阐述。
【关键词】 藏传佛教 鲁土司家族 显教寺
土司是元、明、清授予少数民族首领的世袭官职。鲁土司是明清时期甘肃、青海边界颇有势力的土司之一。连城鲁土司的始祖脱欢,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代,为元始祖忽必烈的侄重孙,是元朝宗室,封为安定王兼平章正事,元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军队攻打大都(北京)时,元顺帝出逃,脱欢跟随不及,流落河西,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脱欢降明,被安置在连城,为一世土司,因其夫人马氏捕捉达官戳只有功,被明朝“治地连城,建楼七楹”。永乐二十一年因脱欢之孙三世土司失伽屡有战功,升指挥同知,永乐帝给失伽赐姓为鲁,名鲁贤,他也就成为了鲁土司家族的鼻祖。其后共传十九世二十位土司,多为明、清名将,不仅战功卓著,而且治地有方。在永登地区留下的丰富精美壮观的寺院,道观和众多的佛教文物就是鲁土司辉煌历史的见证,也从中真切体会到鲁土司家族为藏传佛教的传播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下面从三个方面说明。
一、大量寺院的修建提供了佛教传播的场所:
鲁土司系蒙古族,他们信奉的喇嘛教,源于西藏佛教。鲁土司家族是西北地区权势较大的一个集军事、司法、宗教于一体的地方特殊政权,有生杀大权,拥有土军千余人。连城鲁土司统治永登及周边地区长达560多年,对当地的政治、文化、宗教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鲁土司依靠自己的充足的物资储备修建了多处寺院,致使这一地区宗教兴盛。他们修建的寺院有妙因寺、东大寺、西大寺、古城寺、尕达寺、宣化寺、宗家寺、显教寺、感因寺、海德寺等庞大的寺院建筑群,每寺有大喇嘛1人,即是庙主,多以土司子弟担任,有很大权势。这是鲁氏土司实行政教合一统治土民的佐证,也成为永登连城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其中,妙因寺是影响最大、塑像最多、壁画最精的一处寺院。妙因寺位于鲁土司衙门西侧为鲁土司衙门的有机组合部分,是藏传佛教善规派(又称“格鲁派“,俗称“黄教”)在甘肃边界的主要寺院之一。现占地面积9450平方米,建筑面积2358平方米,是三世土司鲁贤于永乐年间修建的家佛寺,原名大通寺,宣德二年(1427年)更名为妙因寺。并命都刚一员、赐印信一枚、剑符一道,及“作善广济”图书一方。由于土司建寺、皇帝赐名,加之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四世达赖云丹嘉措转世于内蒙古俺答汉家族,大批的蒙古佛教信徒经由连城进藏朝拜,妙因寺就成了途中的必拜圣地。清初又因六世达赖和五世班禅来妙因寺,在尕达寺做过佛事活动,所以,连城被誉为前藏,香火鼎盛、喇嘛大增、寺院再修,至咸丰年间,则成了一座完整的具有汉藏民族特色的建筑群。现在与鲁土司衙门旧址一并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十一世班禅来此院,说这是典型的藏传佛教寺院。
显教寺位于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连城镇,是唐蕃古道上的重镇,为明代河西地区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该寺隶属于安多地区显赫的鲁土司家族,与其衙门隔街相望,是当地地标性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显教寺所属的鲁土司家族在明代主要驻守于陕西行都司治下的庄浪卫,此庄浪卫,此地东与鞑靼控制的地区接壤,又扼守通往西域和青藏两地的交通要道,所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明代以骁勇善战而名贯一时的“鲁家军”在明朝300余年的历史中频繁地参与明廷的军事行动,可谓功劳卓著。因此鲁氏家族为明廷极为倚重,成为雄踞一方的西北土司。鲁土司家族的祖地是西大通一带,明洪武十一年朝廷“令官治弟(第)连城,建楼七楹”,修造了恢宏的鲁土司府邸,自此以后,鲁氏家族就以大通河畔的连城为其统治中心,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改土归流为止。连城在明代又称作西大通堡,元明之际是联接内地与青藏和西域的重要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显教寺是当地最早的寺院,连城有“先有显教寺,后有连城镇”的说法。宿白教授来寺考证后说这是河西地区的早期建筑。在明代成化十八年(1482)显教寺已赐名,在《明实录·孝宗实录》中还见有对该寺番僧远丹坚判于弘治年间入京朝贡、请袭国师等一系列活动的记载。该寺僧人能够位列国师之班,并置于安多地区的重要皇家寺院瞿昙寺之前,足见15—16世纪显教寺于河湟地区藏传佛教寺院中的地位之显要。而在这座寺院天花板中发现的近百幅唐卡,多为明早期作品,令藏传佛教研究专家大为惊叹,这些数量巨大、年代早,流传复杂的元、明、清佛教神扬能如此集中在这一寺院,足以说明这一寺院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和影响。
二、大量的经文、壁画的创作和保存为佛教传播提供了决定性的保障:
现存于永登博物馆的由六世土司为红城感恩寺修造的《大藏经》有603函达4895册,按千字文排序,为明代早期由聚宝门姜家楼刊印,其中有一本为元代乙丑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公元1290年)的刻本,这些经书刻工高超,字体端庄,装帧精细,扉页的佛教画场面宏大,线条纤细,人物形象十分生动。这套数量浩大的经书是极为珍贵的佛教典籍。鲁土司在永登留下的这些佛教寺院和传世文物数量大、保持完整、有确切年代记录的一件件文物,展示了明清时期藏传佛教东进与汉文化西传的交融,为明代汉藏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了佐证,尤其是在旧址遗留的大量坛城图案和绘于明代的壁画以及拱眼间壁画,扩充了国内研究藏传佛教结构的范围。专家在这些寺院发现的百余幅坛城图案,为藏传佛教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同时专家组在红城感恩寺哼哈二将殿发现了一幅六道轮回图壁画,是依据明代班丹札释大智法王的京刻版彩绘而成,是国内发现的第一幅绝版京刻版佛教故事图。这座寺院佛像腹部发现的数十件青铜佛造像有元代、明代早期的,造型生动,极为精美,是佛教艺术的精品之作,其年代久远,数量之多,技艺之精湛,品类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专家组认为这些珍贵的文物资料,不仅拓展了藏传佛教的研究领域,而且有力地证明了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与重视,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专家们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明代汉藏文化永登最具有代表性。
三、鲁土司家族的信仰变迁:
据《安多政教史》记载称,早在蒙元时期萨迦班智达叔侄赴凉州会盟途经连城时对石屏山就曾赞誉,说可以与五台山媲美,并在此修建了萨迦派的静修院乔噶林,此为有藏传佛教在此地传播的最早记载。鲁土司的先辈很可能最初信奉的就是萨迦派。入明以后,鲁土司又与萨迦派的曲吉坚赞和格鲁派的鲁本·桑木旦森格结成了施主和福田的关系。遗憾的是,由于详细资料的缺乏,很难确定其结成供施关系的年代。成化七年(1471),鲁鉴又在现在妙因寺万岁殿的后面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多杰羌殿,专为供奉噶举派祖师大成就者德洛瓦所传下的一尊金刚持像,按金刚持为噶举派最为信奉的本尊之一,由此说明鲁土司对噶举派的推崇和重视。这与相关文献的记载相符。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四世噶玛巴却扎耶歇在安多地区传教,曾云游于西宁。鲁土司家族全面改宗格鲁派应始于17世纪初期“鲁家喇嘛”喜饶尼玛建立东大寺之时。“鲁家喇嘛”最早可追溯至三世土司鲁贤时期,据明代大通考取科举探花的文人黄谏撰文《景泰元年(1450)敕赐大通寺记》记载,三世土司鲁贤的弟弟剌斡罗祝思早年即出家修行,成就颇高,又逢连年旱灾,于是鲁贤大兴土木在其弟的宅院旁修造了佛寺为禅修之所,后在正统七年(1442)请皇帝钦赐名为大通寺,即鲁土司衙门旁边的妙因寺。这是鲁氏家族僧人主持其属寺的开端。至明代末期,“鲁家喇嘛”喜饶尼玛游历后藏向格鲁派大师班禅学经,因精通大小“五明”,获得五世班禅大师赏识,被封为班禅堪布,学成后返回湟北地区,于土羊年(乙未年,1619)建大通大寺,因位于连城妙因寺以东,故名东大寺。鲁嘉夏仲和他的兄弟土司等延请前世衮卓任堪布制定寺规,此后并按格鲁派的做法开始活佛转世,鲁土司家族属寺多以宗亲子弟出任寺主或堪布管理寺院。据此可以推断,在第一世“班禅堪布”喜饶尼玛的推动下,鲁土司家族属寺开始改信格鲁派教法,并波及到连城及永登天祝等地区。需要说明的是萨迦派、噶玛噶举派、格鲁派都属于藏传佛教,鲁土司信仰变迁也充分证明了鲁土司家族在藏传佛教的传播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综上所述,鲁土司家族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就是藏传佛教,他们的强大的统治地位决定了他们有充裕的物资力量去修建大量寺庙和潜心佛教的传播活动,他们的宗教信仰的变迁也充分证明了他们一直进行着藏传佛教的传播活动。所以说鲁土司家族在藏传佛教的传播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赵朋柱:《鲁土司信奉的宗教》,《兰州学刊》1988年第四期。
[2]于小冬.藏传佛教绘画史.江苏: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年。
[3]赵朋柱:《鲁土司信奉的宗教》,《兰州学刊》1988年第四期。
[4]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8l一291页。
2015年10月9日 |